開發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後。三孩政策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人口專家過去提出了很多的政策建議，認爲越快、越早放開生育政策越好，國家對此的反應速度是非常快的。一起來看看開發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後。
開發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後1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此次會議最大的亮點在於提出了“三孩”政策。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三孩政策必然涉及到住房問題，小戶型諸如90平方米遠遠不夠，即便120平方米的戶型也還是不夠，因爲戶型不是簡單解決小孩子居住等問題，一些功能用房也要增加。所以預計傳統的“90平方米以下小戶型、90—144平方米中戶型、144平方米以上大戶型”的戶型分類格局會轉變。這對於一些主打大戶型的房企來說顯然是利好。而這個過程中，一些金融貸款政策、稅費政策等也會有所變化，這都會形成一系列的調整。第三、人口政策勢必影響相關產業，包括住宅業、建築業、托幼業、家居業、教育業等都會受到利好，自然也會在A股市場上有較爲明顯的影響。
開發三胎生育政策的背後2
三孩政策背後：自然增長率一路下滑
5 月 11 日，我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佈。
數據顯示，2020 年全國人口共 141178 萬人，與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 133972 萬人相比，增加 7206 萬人，增長 5。38%，年平均增長率爲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長率 0。57% 下降 0。04 個百分點。數據表明，我國人口 10 年來保持低速增長態勢。
儘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相比，我國人口近 10 年的平均增長率降幅不大，但是最近數年的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出生率在快速下降。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7 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尚有 12。43 ‰，這一數字到 2019 年已經下降到 10。48 ‰。
楊舸指出，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的背景，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密切相關。數據顯示，雖然最近 10 年人口總量繼續低速增長，但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數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數據出現了明顯的下滑，相應的生育率下滑趨勢也非常明顯。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 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爲 1。3，已經處於較低水平。
總和生育率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一般來講如果總和生育率小於 2。1，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彌補生育婦女和其伴侶數量的，也就是說會出現人口世代更替的減少。
同時，另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中國總人口負增長的時間點，也有可能由於出生率的一路走低而更快到來。根據中國統計年鑑，我國自然人口增長率下跌速度很快，已經從 1999 年的 8。18 ‰下跌到 2019 年的 3。34 ‰。目前，很多城市面臨自然人口負增長的局面。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單位：‰
從目前的.人口增量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由於生育率的下降，此前預測的人口負增長節點（2027 年前後），有可能會提前到來。因此放開生育政策，讓更多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能夠生育，這是避免人口負增長過早到來的一個手段。" 楊舸說。
此前，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解讀指出，中國人口高速甚至於超高速增長的時期已漸行漸遠，人口慣性增長階段正漸趨尾聲，人口零增長乃至負增長的時代則漸行漸近。" 十四五 " 時期預計將是 21 世紀最後一個人口完全正向增長的發展規劃期，而到 " 十五五 " 時期，我們會迎來中國人口總量的 " 拐點 "。
他在文章中表示，邁入人口零增長乃至負增長時代，是中國在人口領域所面對的 "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是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進程需關注的先導性議題，深刻影響着高質量發展的勞動力供給量、消費者需求量等。
放開三孩生育會帶來什麼影響？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楊舸認爲，首先，從人口老齡化的角度，七普數據顯示，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經達到 13。5%，這個佔比較此前預估的更高，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程度出乎大家的意料。如果要減緩老齡化的進程，提高生育率是目前能夠做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次，從我國的人力資源稟賦來看，我國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規模優勢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目前國際貿易的嚴峻形勢下，我國能夠通過雙循環來實現經濟穩定且可持續的增長，我國的人口規模優勢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曾玉平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新聞發佈會上指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也就是與 2010 年相比，16 至 59 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4000 多萬人。但是應當看到，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仍然較大，達到 8。8 億人，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人口紅利依然存在，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出臺。
楊舸表示，目前來看，能否和二孩政策放開之後出現一個生育小高峯類似，出現 " 三胎紅利 "，這還不好說。因爲根據此前的生育意願調查，有生育三孩意願的家庭整體比例非常少。因此，需要一些相關的社會經濟政策的銜接來促進生育。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統籌規劃、政策協調和工作落實，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健全重大經濟社會政策人口影響評估機制。
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
要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對全面兩孩政策調整前的獨生子女家庭和農村計劃生育雙女家庭，要繼續實行現行各項獎勵扶助制度和優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計劃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幫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參與的扶助關懷工作機制，維護好計劃生育家庭合法權益。要深化國家人口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區域人口發展規劃研究，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楊舸指出，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這些政策的覆蓋面是很廣的，因爲改善生育率是一個體系工程，從戀愛到結婚組建家庭，到孕產期，再到兒童成長，整個過程都需要全面的政策支持體系，所以相關的配套政策也需要逐步建設。
楊舸認爲，目前放開三孩生育政策，這是一個政策的起點，也是一個政策信號，未來會逐步把相關的配套政策，包括女性勞動權益、婦幼保健、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健康的婚戀教育引導等，都會慢慢建立起來。
三孩政策需要更好的配套措施
社會期盼已久的三孩政策終於在 5 月 31 日正式推出。在人口老齡化趨勢愈顯嚴峻的當下，如何有效提振生育率，或將成爲未來兩三代中國人無法迴避的社會議題。此時推出三胎政策，可謂順天應人。
我們應該同時認識到的是，如同任何社會政策的順利執行都少不了配套措施一樣，三胎政策推出後，社會應該積極考慮爲願意繼續生育的父母們提供必要及有力的支援。
那麼社會需要準備哪些配套措施呢？我們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大致梳理出來。從家庭政策的角度看，夫妻的生育意願之所以能轉化爲生育行爲，除了有文化傳統的影響之外，在一個現代社會之中，更重要的是對生育行爲的成本收益考量。這主要包括了對媽媽職業生涯的衝擊以及小孩出生後的養育成本兩個方面。衆所周知，在 " 全面二胎 " 推出後的幾年來，生育率曾短暫上升，但之後又迅速回降，尚未達到當初的政策目標。這當中的原因，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學術研究，無不指向工作壓力與生活成本。因此，配套措施的提出，必須能直接對應這些考量和影響因素。
首先是生育成本誰來負擔的問題，尤其需要重視產假給女性帶來的就業歧視。不必諱言，一些企業在招聘時 " 重男輕女 "，據觀察，這種情況在 " 全面二胎 " 後有所增加。一些未婚未育的年輕女性很可能會因爲這種考量而在求職中被刷走。很多企業的考慮是：招一位未婚未育的女職工回來，三年合同內要是生兩個，先不算孕期多種不便，產假加在一起就有可能放一年，這期間的工作誰來承擔呢？於是倒推一下，乾脆等她們生完孩子再聘請，就成爲很多企業 HR 的現實選擇了。這種現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生育意願，更在現實中逼出了部分要求女職工承諾合同期內不生育的 " 灰色條款 "。
這種現象的根源是生育成本該由誰承擔的問題。在市場經濟之中，社會不應再幻想通過呼籲企業社會責任來徹底解決問題。我們的生育保險及產假制度，實際上是要求企業爲職工個人的生育行爲埋單，但對女職工的就業歧視說明不少企業想把這個成本轉移回職工的家庭。正是勞資雙方把生育成本如此 " 踢皮球 "，使一些年輕父母陷於生育與就業之間的焦慮糾結之中。事實上，大部分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社會都沒有生育保險，尤其在一些低生育國家，政府爲了鼓勵生育，產假帶來的成本均由財政承擔。生育成本財政支付，這應是三胎政策最基礎性的一項配套措施。
其次是幼兒照護問題。很多人用 " 一孕傻三年 " 來形容剛生了小孩的年輕媽媽工作效率低，但沒有認真想其中社會應承擔什麼責任：正是因爲幼兒需要照護，但社會沒有伸出援手，所以讓媽媽忙不過來。幼兒照護往往有兩個階段：在 0—3 歲的嬰幼兒階段，很多家庭都是通過讓老人帶孩子的方式來解決育兒問題；4—6 歲的學前階段，孩子通常會上幼兒園，但不少城市的公辦幼兒園都存在着學位不足等問題，許多職工家庭只能送孩子去上價格較貴的民辦幼兒園了。
從配套措施的角度來看，首先應確保老人帶小孩這個選項不受政策改革的影響。這裏要關注延遲退休改革——很多年輕夫婦正是靠五十多歲剛退休的祖母或者外婆來帶小孩。如果這些祖母外婆推遲到六十歲以後才退休，不但子女錯過了最佳生育年輕，她們也可能不夠精力帶小孩了。當然，如果討論的是第三胎，這一點的影響較輕。其次是義務教育能否向學前階段覆蓋的問題。例如，要麼把大量的民辦幼兒園進行公有化改革，以公辦價格招收學前兒童；要麼也可以 " 錢跟人走 " 的方式，讓家長憑出生證爲小孩辦理入托，國家出錢承擔其基本託費。
第三是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儘管我國有義務教育法，但不少家庭都會認爲，現在把一個小孩養大過程中負擔最重的是教育成本。這個問題的根源是高端民辦學校跟公辦中小學在教學資源上拉開了一定差距。在很多沿海大城市，能考進公辦名牌高中繼而上好大學的，往往有較高比例是高端民辦初中的畢業生。在一些高端民辦學校招生規模較大的城市，由於有 " 職普比 "1 比 1 的限制，一些公辦學校的初中畢業生可能只能上職中，這種現實顯然會讓很多工薪家庭感到沮喪。
解決之道其實一目瞭然，就是打破高端民辦學校的壟斷地位。參考國際經驗，應該設定高端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之間的升學率限制區間。當公辦與民辦學校升學率距離被拉開，應由政府加大資源投入，直至公校的升學率回升到公衆可接受的範圍以內。
以上三個方面的配套措施，似乎分別屬於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內容，但就一個措施從執行到其效果彰顯的時間差而言，都沒有給整個社會留下太多的猶豫空間。如果這些措施能儘快擬定及出臺，社會應可積極展望三胎政策發揮其最大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