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疫情中竟現“嬰兒潮” 擠爆產房，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面臨着生育率低迷帶來的挑戰。全世界的總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北歐疫情中竟現“嬰兒潮” 擠爆產房。
北歐疫情中竟現“嬰兒潮” 擠爆產房1
疫情期間，冰島醫院的牀位不夠了。不過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樣，急需牀位的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是即將生產的孕婦。
疫情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生育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國的生育率達到了歷史最低，法國在當年出生的人口數量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少的。
不過北歐國家一枝獨秀，出生人口不降反升，其中以冰島最爲顯著：在2021年第二季度，冰島出生人數比常年平均高出16.5%；芬蘭和挪威出生率也分別增長了7%和5%。
生活在挪威的華人學者、同樣也是孩子母親的張女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這一結果，她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來，主要是因爲北歐國家有社會福利兜底，疫情並沒有造成太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因爲疫情導致在家辦公，屬於個人的時間增多，這些都有利於提高生育率。
醫院病牀不夠用了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嬰兒潮”後，冰島一直在努力擴展產科的病牀數。
其實早在2020年12月，冰島醫院就首先注意到，來做產前檢查的婦女急劇增加。赫雷達爾斯多蒂爾（Thomsen Hreiarsdóttir）是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最大醫院Landspítali的首席助產士，全國70%的嬰兒都出生在這家醫院。她表示：“我們當時覺得這也就是幾個月的事，再過幾個月數量應該就會下來了。”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出乎她的預料。
到了2021年夏天，大量嬰兒出生，醫護人員嚴重不足。冰島不得不從德國、波蘭，甚至遠到澳大利亞招募助產士，不過人手還是不敷使用，最終只能將已經退休甚至70多歲高齡的助產士召回應急。不過每個月都有那麼幾次，因爲產科的病牀數嚴重不足，醫生只能將急需生產的婦女推進急診室分娩。
赫雷達爾斯多蒂爾根據產前檢查的數量估算，在2021年整年，冰島的生育率大概提高了9%。對於赫雷達爾斯多蒂爾個人來說，這意味着更大的壓力，一方面是助產士人手不足，同時還需要考慮疫情防控的因素。總之，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現在發生的簡直難以置信”。
“嬰兒潮”對於冰島的短期影響很快就顯現出來了。一位母親在爲她1歲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機構時犯了愁，先後找了28家託兒所，才覓得一個空位。對於未來幼兒園怎麼解決，她說：“我不知道，不過我覺得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臨的問題。”
類似的情況也在芬蘭發生。奧地利維也納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員庫博特卡說：“就是從疫情開始後，芬蘭生育率在持續增長。”他認爲，在疫情期間芬蘭封禁措施較爲緩和，可能是促進生育率增長的一個原因。
福利促進生育？
張女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孩子是一項關乎長期的打算，而疫情對北歐民衆來說，不確定性並沒有增加太多，相反還增強了一些平時沒有的保障。
在2021年9月挪威宣佈分階段重開邊境之前，每日新增新冠確診人數穩定在幾百例左右，基本可控。雖然在重開邊境後，確診人數大幅上升，但截至目前，挪威已有73.9%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種，疫情的影響仍然在可允許的範圍內。
張女士說，和歐洲其他國家不一樣，北歐民衆整體而言對政府決策的配合度高，也便於疫情的管控。
張女士告訴記者，挪威民衆對疫情產生擔憂主要是在疫情發生的初期，隨後挪威政府拿出了補助方案，100%補貼普通人因疫情造成的收入損失，之前的失業保險也只能覆蓋原先80%的收入。因此，疫情對普通民衆的經濟狀況沒有太大改變。
“大家已經習慣於政府福利兜底，對未來並不擔心，這爲生育率提高提供了基本保障。”她說，雖然其他發達國家也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但力度難以與北歐國家匹敵，因爲北歐的社會福利已經處於高位。
張女士表示，至今挪威大多數非服務行業依然可以在家辦公，省下了大量通勤和出差的時間。而因爲疫情，年輕人也取消了自己的旅行計劃，更多地待在家中。
“時間多出來，生孩子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她說。這主要分爲兩類：一類是原來因爲事業太忙，現在閒下來生孩子的；還有一類是原來就有計劃，而疫情暴發後，乾脆讓計劃提前，在她的朋友中就有這樣的情況。
北歐的生育率爲何成了“優等生”
雖然很多專家表示，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並沒有太多關係，但在疫情期間，社會福利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生育。這些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經濟補貼、稅收優惠、假期支持和社會撫育等。
冰島國家統計小組人口問題負責人卡爾森表示，對於北歐人來說，“在危機之中，你可以將職業生涯暫停並專注於育兒，你一點都不用擔心家庭經濟情況的問題”。
北歐五國都至少提供11個月的帶薪育兒假。具體的金額視個人生育前的收入而定，從丹麥的53%到挪威的近100%。在冰島，父母有12個月帶薪假，可以拿到原有收入的80%，最高可達約2.8萬元人民幣的金額。
卡爾森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前生了個孩子，他甚至認爲，這實際上對他們家度過金融危機很有幫助。不少人表示，要不是疫情，現在很多嬰兒可能根本不會出生，所以北歐這股“嬰兒潮”或許持續不下去。
張女士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疫情退去後，如果生育率有所回落，她覺得也是件正常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國家都爆發過一波“嬰兒潮”，然而，北歐卻沒有。自然，北歐在歐洲最早面臨低生育率的困局。
瑞典是北歐人口最多的國家，全國人口剛跨過1000萬的水平線。數十年來，瑞典的生育率呈現“W形”起伏波動。
瑞典在1968年總和生育率跌破了2.1世代更替線，而同期整個歐洲的總和生育率還維持在2.5左右。此後瑞典生育率始終處於緩慢下降的過程中，有周期變化，也有觸及短暫的低位，也有回調擡升，目前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的水平。
在2021年，瑞典的總和生育率爲1.84，和法國並列歐洲第一。此外，丹麥、冰島、挪威這三個北歐國家的生育率均高於歐洲的平均水平。這些曾經率先困於低生育率的國家，如今卻成了歐洲穩定生育率的“優等生”。
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面臨着生育率低迷帶來的挑戰。聯合國的《世界人口前景》報告顯示，從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總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發達國家的相應指標由2.82下降至1.64。
在東亞，韓國、新加坡等國在經歷快速人口轉變後，總和生育率在本世紀初達到極低水平，韓國更是連續多年成爲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爲0.84。
北歐疫情中竟現“嬰兒潮” 擠爆產房2
北歐的福利是面向全體國民的，是普遍的，廣泛的，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的每個階段都享受着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
1、北歐各國都鼓勵生育，生了孩子能得到政府獎勵，多生多獎；芬蘭的產婦享受一年帶薪產假，工作崗位保留；如果產婦嫌產假太長，想去上班，丈夫則可以替她在家照顧孩子，也同樣享受帶薪“產假”；幼兒在幼兒園裏一切免費。小學、中學、大學從學費到吃住都免費或享受高補助。瑞典鼓勵學生到國外留學，佔學生總數30％的出國留學生得到政府資助。全民享受醫療保險。老人有養老保險，政府爲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專門的公寓，有優質的護理。失業者有失業救濟金，丹麥目前失業救濟金每月爲1800美元。
2、北歐實行福利制度最早、影響最廣的當屬瑞典。瑞典被公認爲“福利國家的典型”，又稱之爲“瑞典模式”，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瑞典就對部分在職職工實行包括工傷、疾病和養老金在內的社會保險，以後又實行失業保險。隨着經濟實力的增強，逐步完善其公共福利制度，併爲教育、醫療保健以及兒童、老人的護理提供優厚的補貼。這種福利制度加上累進制的稅收制度，縮小了人們之間實際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使得這個社會既不可能有人擁有一切，也不可能有人一無所有。一位美國社會學家說過：“出生在20世紀的瑞典好比是抽中大獎”。這說明，連一些美國人也羨慕瑞典的福利制度。
北歐疫情中竟現“嬰兒潮” 擠爆產房3
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面臨着生育率低迷帶來的挑戰。聯合國公佈的《世界人口前景》報告顯示，從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總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發達國家的相應指標由2.82下降至1.64。歐洲老牌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起步早、週期長，東亞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起步晚、轉變快。但無一例外，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都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加速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使人口總量陷入負增長，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對挑戰，不少低生育率國家出臺了直接或間接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卻差異很大。法國、英國、丹麥、瑞典等國生育率明顯回升，希臘、意大利、韓國等國卻始終在極低生育率水平徘徊。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政策思路效果比較好？
發達國家生育率分化
聯合國人口司公佈的2018年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數據中，約一半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一般認爲是2.1左右），其中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和地區主要分佈在東亞和南歐。
發達國家的'生育率變化趨勢主要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國家是保持穩定生育率的“優等生”，其生育率始終處於緩慢下降的過程中，雖然也曾觸及短暫的低位，但總和生育率最終穩定在1.8左右的水平，如西歐的法國、英國和北歐的丹麥、瑞典、冰島等。法國1990年代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1.6～1.8之間，2000年以後回調至1.8以上，英國、丹麥的總和生育率在2006年以後也回調至1.8以上。但是，受歐洲整體經濟下滑的影響，挪威、荷蘭、芬蘭等北歐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最近幾年有明顯下降的趨勢，2018年均低於1.6。
第二類國家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低生育率階段，2010年之後緩慢回升，但生育率總體仍然處於較低水平，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和日本。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90年至2010年的整整20年間均處於1.4以下，2018年回升到1.57；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從1997年至2012年均處於1.4以下，2018年僅回升到1.42。德國和日本均爲二戰後崛起的工業強國，國家財力雄厚，面對長期的低生育率，兩國在近些年增加了兒童福利政策的投入力度。
第三類國家的生育率曾快速下降到極低水平（通常指總和生育率在1.3以下），但近年來有明顯回升趨勢，如中東歐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脫維亞和俄羅斯等。受蘇聯解體的影響，經濟和政治使中東歐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於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迅速下降，在2000年前後下降到極低生育率水平，2010年之後呈現回升趨勢，其中俄羅斯的總和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至1.77後，又開始掉頭下行。
第四類國家的生育率已下降到極低水平，且回升趨勢仍不明朗，如南歐的希臘、意大利、葡萄牙和東亞的韓國、新加坡等國。相比於西歐和北歐，南歐的生育率下降晚但速度很快，大約在20世紀末就達到極低生育率水平，在2010年左右曾短暫回升，但受近年經濟不景氣影響，生育率波動明顯，回升乏力。東亞的韓國、新加坡在經歷快速人口轉變後，總和生育率在本世紀初達到極低水平，韓國更是連續多年成爲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爲0.84。
綜合來看，發達國家的生育形勢不容樂觀。
它們爲何成爲生育“優等生”
爲了鼓勵生育，發達國家採取了不少措施，政策標配主要包括經濟補貼、稅收優惠、假期支持和社會撫育等。
經濟補貼包含生育津貼和兒童津貼。比如，挪威的母親生產後可領取38750挪威克朗補助金；日本給0~3歲兒童每月發放1.5萬日元補貼，給3歲以上至小學畢業的兒童每月1萬日元補貼。
稅收優惠是經濟補貼的間接形式。德國的高收入家庭可以選擇以稅收減免的方式獲得兒童津貼，2010年每個兒童的平均免稅金額爲984歐元。英國、西班牙等國均有類似的政策。
法定的產假和育兒假是爲職業父母照料子女而設立的。法國的婦女生育第一胎有20周全薪產假，生育第二胎則有40周全薪產假；瑞典的父母可以共享480天的帶薪育兒假。
社會撫育機構可以幫助母親重返就業崗位。丹麥1~5歲兒童進入托幼機構的比例高達90%，大部分費用由政府承擔；日本從2019年開始實施幼兒教育免費。
這些政策在各國實施的力度和時間均不相同。作爲生育“優等生”的法國、瑞典、丹麥等國的相關政策還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
一是政府主導的福利政策體系不僅普惠國民，而且足夠慷慨。
依照丹麥學者艾斯平·安德森關於福利國家的劃分，丹麥、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是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具有鼓勵生育作用的家庭福利政策是這些政府主導的國民福利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普惠性來看，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18歲以下的兒童均可獲得政府補貼；從公共性來看，它們以公立托育機構爲主來解決托幼問題；從慷慨度來看，這些國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佔GDP的比例始終高於歐洲其他國家。
二是深入人心的中立性別觀念在生育和養育環節得到了體現。
北歐的性別平等觀念被認爲是其保持穩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挪威是世界上第一個頒佈父親配額育兒假的國家，只要父親在孩子出生前的10個月中至少工作6個月，就享有休育兒假的權利，父母共享49~59周的帶薪育兒假，其中10周的父親配額育兒假不可轉讓給母親。瑞典的父親休育兒假還會得到額外的“性別平等獎勵”。挪威統計局的數據表明，父親使用育兒假的比例持續上升，照料子女和家務勞動的時間也呈上升趨勢，這與生育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三是普遍主義與平等主義引導了“去家庭化”理念。
北歐的家庭政策基於其普遍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觀念，即所有公民都有權享受基本福利，也應該平等地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最終形成民衆負責工作納稅、國家承擔養老撫幼責任的福利模式。瑞典、挪威、丹麥等國的政府學前教育補貼不僅涵蓋3~6歲兒童，也包括1~2歲兒童，形成了以公立機構爲主，私營機構爲輔的托幼體系，最大程度地幫助了母親重返就業崗位。
四是以推動女性充分就業爲目的來平衡職業與家庭。
高福利國家的高福利水平是建立在高稅收和充分就業基礎上的，其家庭政策一直以促進兩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平等爲目標。爲了促進女性充分就業，瑞典的生育假不僅有孕期假和帶薪育兒假，12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每年還有120天的臨時育兒假。法國提供了多樣化的幼兒保育模式，主要有“母親的助手”、住家保姆、託管保姆、公立託兒所、企辦託兒所、醫辦託兒所、“城市希望”託兒所等等，政府利用各種方式給予保育支持。其結果是，瑞典、丹麥、法國、挪威等國不僅擁有較高生育率，其母親就業率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也處於較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芬蘭將托幼現金補貼直接給到家庭，而非補貼托幼機構，使得芬蘭母親的就業率明顯低於瑞典和丹麥。
福利政策也要辯證看
鼓勵生育的政策能否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這一問題的答案目前還存在較大爭議，需審慎對待。
首先，經濟補貼是最常用、最直接的方式，卻因負擔重且短效而受人詬病。
經濟補貼必須能夠有效降低家庭的養育成本才能產生作用，因此政府需要爲此支付鉅額兒童福利金，可能會以犧牲經濟發展效率爲代價。高福利體制一直被認爲是拖累歐洲經濟的絆腳石。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歐洲各國不打算增加甚至在下調家庭政策的支出。
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等國的人口學專家學者則指出，經濟補貼具有短效性，經濟獎勵會促使原本有生育計劃的婦女提前生育，縮短生育間隔，由於社會整體的生育意願並沒有明顯改變，生育率短暫上升後很快又會繼續下行。而且，經濟激勵對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明顯，高收入家庭的生育計劃並不會因此發生改變。
其二，產假長短和產假津貼對生育的影響因地而異。
延長產假的確能幫助職業女性分配更多精力照顧兒童，但過長的產假會加重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弱勢地位，追求經濟效益的企業會因此避免使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勞動力，這可能反過來又降低了女性結婚和生育的意願。因此，關於產假長短與生育率關係的研究可能出現完全相反的結論。
產假津貼被認爲對生育率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其來源在各國存在差異，產假津貼可能會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壓力，以及社保基金或企業的負擔。
其三，“社會化”的兒童保育和家庭性別中立理念對生育有積極影響。
北歐國家的研究證實了讓社會機構承擔兒童撫育責任對生育率有明顯正向作用，瑞典在性別平等方面的社會建設也被認爲是提高生育率的決勝法寶。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領域的建設並非一蹴而就。瑞典早在1939年就通過了“有酬就業婦女不得因懷孕、分娩或婚姻被解僱”的法案，但性別平等的理念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才深入人心。北歐國家1~2歲兒童進入托育機構的比例超過了一半，這與東方親密育兒的理念也顯得格格不入。應該說，社會政策植根於歷史和文化的土壤，無法輕易複製。
美國爲什麼特別
美國沒有專門的生育支持政策，其總和生育率雖然也在持續緩慢下降，但目前仍然保持着1.7~1.8的水平，這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是絕無僅有的。這與美國接收的跨國移民存在很大的關係。
美國一直是跨國移民最大的目的地國。截至2020年美國共入境移民5100萬。儘管歐洲裔白人的生育率一直較低，但少數族裔的生育率仍然較高，這使得美國總體上保持了較高的生育水平。
但是，外來移民使得美國的種族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美國人口普查局預測，21世紀中葉的美國人口族裔結構中，白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將從目前的66%下降到46%，少數族裔將從40%上升到54%。其中，拉美裔增長最快，將達到人口總數的29%。這對美國的社會、政治、文化穩定均可能構成較大挑戰，加劇社會分裂。正因爲如此，很多國家在對待移民問題上均採取了謹慎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