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背景，他曾懷疑那份許諾，不過他卻以一種自然的方式證明了約書亞（Jushua）的勇士們的正當性，他把他們視作祖先。（對他這一代而言，歷史是直接沿着從《聖經》到民族復興這一道路的發展，這與從流亡到大屠殺的後來歲月中所製造的斷裂不同，）餘下的事情爲世人所知——作爲古代猶太人的一名後裔的感覺不僅是一種確定的事實，而且成爲他自我認同的核心成分。在大學研究歷史和成爲一位職業歷史學家都不能消除掉那些定型了的歷史“記憶”。儘管歷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興起於大衆義務教育之前，但只有通過大衆義務教育這一套體系，民族國家才能鞏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構的記憶牢牢地固守在國家教育的上層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學。
在現代，爲了構建一個同質的集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個漫長的敘事，它要使人聯想到目前共同體所有成員之長輩和祖先之間在時空中存在着關聯。因爲這樣一種據稱在一個民族體內會令人熱血沸騰的緊密關聯，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從未存在過，因此，是記憶代言者們的苦心經營發明了它。在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幫助下，各種發現物被蒐集起來。這些都得到了隨筆作家、新聞記者和歷史小說作者們的潤色。從這種經過了外科手術式的改進的過去中，民族之高貴莊嚴和氣魄雄偉的畫像浮現了出來。
每一種歷史都包含着神話，但潛藏於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則尤其無恥。人民的和民族的歷史被設計得像城市廣場的雕像——它們必須莊嚴宏偉、高聳卓絕、英勇雄壯。直到20世紀最後25年，閱讀民族史恰如閱讀地方報紙的體育版：“我們”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幾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個多世紀裏，關於“我們”的生產成爲民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終生的工作，他們成爲官方的記憶祭司。
在歐洲，在民族這種枝條成長起來之前，許多人認爲他們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後代。在18世紀末，人們用科學的方法調整了上述神話。受到職業學者們關於過去——希臘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響，現代希臘人把自己看作是與蘇格拉底和亞歷山大大帝具有血緣關係的後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國的直系後裔。自19世紀末以來，有影響力的'教科書把古羅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學校裏，在尤里烏斯·愷撒時期反抗羅馬的高盧各部落被描繪爲真正的法蘭西人（儘管有着差不多的拉丁氣質）。其他歷史學家則選擇克洛維（Clovis）國王在公元5世紀皈依基督教作爲幾近永恆的法蘭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先驅們從達西亞（Dacia）這個古羅馬的駐防人員居留地，推斷出了他們的現代認同；考慮到這一尊貴的起源，他們稱自己的新語言爲羅馬尼亞語。在19世紀，許多英國人開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凱爾特人（Celtic）的愛西尼（Iceni）部落的首領，視爲第一位英國女性，她曾強烈地反抗羅馬入侵者，她那被頌揚的雕像一直矗立於倫敦。德國作家們則熱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對領導古代切魯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烏斯（Arminius）的描繪，把後者描繪爲他們國家的奠基者。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和衆多黑奴的擁有者，他甚至也堅持認爲美國的國璽應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薩（Hengist and Horsa）的畫像，他們在克洛維接受洗禮的那個世紀，領導着第一批不列顛的撒克遜入侵者。傑斐遜給出的理由：正是“從他們那裏，我們擁有了世代傳下來的榮光，且擁有了他們的政治原則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紀，大體相同的情形仍在繼續。在奧斯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後，新土耳其的居民認爲他們是白種雅利安人，是蘇美爾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後裔。一位懶惰的英國官員武斷地繪製了伊拉克的邊界圖，畫就了一條筆直的死亡線；那些一夜之間變成了伊拉克人的人們，很快從他們官方指定的歷史學家那裏獲悉，他們是古代巴比倫人的後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後裔，是薩拉丁（Saladin）的英勇鬥士們的後裔。許多埃及公民毫不懷疑他們的第一個民族國家是古老的異教的法老王國，但這沒有妨礙他們成爲虔誠的穆斯林。印度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度尼西亞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認爲他們的民族一直存在着，他們的小學生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記憶漫長的歷史故事。
對於以色列人，特別是有着猶太血統的以色列人來說，上述那類神話荒誕不可靠，而他們自己的歷史則立基於堅實而明確的真相之上。他們確定無疑地認定自從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來，猶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們是猶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後裔（除了十支族外，他們是有待查明的）。他們堅信這個民族“出離”於埃及，征服並定居在“以色列的聖地”上，那是上帝給它的著名的允諾；它締造了宏偉的大衛（David）和所羅門（Solomon）的王國，該王國後來分裂爲猶太王國（Judah）和以色列王國（Israel）。他們還堅信這個民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後——公元前6世紀第一聖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後，另外一次則是公元70年第二聖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後。不過，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這個獨特的民族還締造了猶太哈斯蒙王國（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過希臘化的邪惡影響。
他們相信這些人民——他們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兩千年的流亡中顛沛流離，儘管長期寄居於非猶太人之中，但他們設法避免與人融合或同化。這個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們帶往也門、摩洛哥、西班牙、德國、波蘭和遙遠的俄羅斯，但它始終設法在遙遠的各社區之間維持着緊密的血緣聯繫，保持着它的特性。
後來，在19世紀末，他們認爲諸多罕見的境遇結合起來，使這個古代民族從它漫長的睡眠中甦醒過來，爲它恢復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準備。此後，這個民族開始高高興興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殺，許多以色列人還會相信，“猶太人的聖地”會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所充溢，因爲他們幾千年來都夢想着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個屬於它自己的疆域；與此同時，一處空曠的處女地也期望一個民族來使其煥發生機。確實，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這片祖地上，但是，因爲猶太民族兩千年裏“在他們的大流散中堅守對它的信念”，所以，這片土地就只屬於猶太民族，而不屬於少數沒有歷史卻碰巧來到這裏的民族。因此，由一個流浪的民族爲征服其故土所發動的戰爭被證明爲正當，當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則是犯罪；只是由於猶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聖經》的），這些闖入者才被允許留下和定居在猶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猶太民族則重歸了它的《聖經》語言和它奇妙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