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陳道明在接受專訪時曾說，他覺得現在沒意思，他對媒體說，“特別想念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純樸、70年代的上進、80年代的創新和無畏。到了90年代，商業消費時代來了，到現在愈演愈烈，把文化當成了商業”。
《歸來》成片剪輯完快兩個月了，媒體試映也放了好幾輪，主演陳道明仍沒有看過電影的完成版，如他一貫對自己參演的作品一樣。
新聞發佈會上，他對沒有看過電影就前來提問的記者卻很不滿意，“沒看過，那應該讓片方安排你們看了再來說啊！”“你們參加任何發佈會都應該先看電影。”也和一直以來他對採訪的態度一樣，愛“教訓”不夠職業的記者，高興起來也引導氣氛。
不看成片，是在意對自己的表演有不滿意，或影片呈現和自己心裏的標準不一致；看了反而對導演造成不便，從24年前的《圍城》到今天的《歸來》，均是如此；要求採訪者看了片子再問，還是在意，在意自己的認真被敷衍的提問損傷了。
只有一次，10年前電視劇《中國式離婚》剪輯完後，導演沈嚴堅持讓陳道明看看樣片，“結果我看了三集就提出了很多意見，最後在我的建議下刪去了一集，導演再也不敢讓我看片了。”
4月21日，《歸來》首個發佈會上，59歲的陳道明一身仔細的休閒打扮，黑色短款軟皮夾克配修身淺藍色牛仔褲，茶色的中框眼鏡擋住了相互投來的目光。漂亮的主持人滿臉堆笑問他一個“常規”問題，“和如此優秀的對手(鞏俐)飆戲，有沒有覺得特別過癮？”陳道明卻反問她：“什麼是飆戲？”“‘飆’是指競爭吧？有‘飆車’沒聽過‘飆戲’，是比誰演得好嗎？我們沒有‘飆戲’，就是合作。你要是問倆人合作得默契不默契？我們覺得很默契。”
現場有上百家媒體，記者們閉着眼又問他一個無感問題，“你和鞏俐合作、和張藝謀合作的感受如何？”他煩了，再次反問：“你這麼有文化的人怎麼會問這麼蠢的問題？”
這些或別人在心裏偷偷說的話，他卻不顧情面當衆指出，像那個戳穿皇帝新衣的孩子，還多了些故意的成分。他的直率，甚至帶些刻薄的傲氣，讓很多記者害怕向他提問。他依然不會爲“顧全大局”，去迎合一種虛僞的和氣。
20多年來，他一直如此，保持一種特立獨行的清高，一本正經，得理不饒人。紛繁雜亂的中國娛樂圈裏，他如一個另類的存在，清醒、不妥協、也不試圖改變別人。
《歸來》劇照
《圍城》與轉折
在陳道明現在看來，日後自己人生的一系列變化，更多是命運使然，不是自己或誰主動爲之的結果。
“如果我不認識杜憲，我就不會想起考中央戲劇學院。如果我沒有考上中央戲劇學院，就不會被選上拍《末代皇帝》；我也不會拍後來的《圍城》；也不會是今天坐在這兒的我。你會對我索然無味，愛搭不理。原來我以機會解釋爲多，後來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的命運吧。”
16歲時，爲了躲避上山下鄉，陳道明進了天津人藝當學員；1978年，他23歲時爲了已經就讀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的女友杜憲，考入中央戲劇學院進修。
1983年他出演電視劇《末代皇帝》，開始爲人所知。這只是他參演的第三部影視作品。那個末代的年輕溥儀，他琢磨了4年。
出演《圍城》對於陳道明而言，是一個重要轉折。不僅他因爲入木三分的方鴻漸而家喻戶曉，更因出演這部優秀的文人小說，而與錢鍾書結識，並由此對演員和影視圈有了重新認識。
導演黃蜀芹看了他在《末代皇帝》的表演，印象很深，找他飾演方鴻漸。開始時，陳道明覺得沒法演，小說既沒故事，又沒有所謂明確的命運感；祖籍浙江在天津出生長大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演得像一個上海人。事後導演回憶，她正是看上了陳道明身上的酸文人氣質。
幾經遊說之後，陳道明答應了也演活了這個原只在小說裏存在的人物。他用了“一驚一乍”表演法：總是神情落寞地遊離於周邊環境，每被旁人問到和提及時，都先是吃一驚，纔回過神來。這個衝突製造出強烈的喜劇效果，也不斷加強了人物性格：方鴻漸永遠是一個遊離尷尬的局外人。爲了找出方鴻漸那句“李先生不得了，了不得”的神韻，他練出一口尖聲尖氣的“上海普通話”，這種口音在方鴻漸耍貧嘴的時候更爲生動，酸腐的小知識分子氣盡出。
《圍城》播出之後，錢鍾書特意給陳道明寫了一封信，說陳讓他看見了一個活的方鴻漸。
在同一年播出的《渴望》和《圍城》，成爲中國電視劇歷史上最重要的家庭劇和文人戲的代表作品，並在電視劇一開端就樹立起難以逾越的標杆。
陳道明一炮而紅，躍升一線演員。迅速走紅帶來的浮躁和狂妄，陳道明說自己在那時都有過。
因爲《圍城》，陳道明與錢鍾書結識，並幾次向他討教，“他當時(對方鴻漸)一點建議都沒有，就對我說隨便弄”。可一老一少在一起卻什麼都聊。深居簡出的老人同意了他邊聊邊錄影的要求，陳道明留下了難得的2個小時的影音資料，也記住了錢先生的恬淡。
錢鍾書家裏，沒有任何家用電器，陳道明記得最深的是唯一出聲的就是煎藥的藥鍋子，一到點，那個藥鍋子就“噗”響一下。可他很羨慕錢先生家裏瀰漫的氣息，那種聞得到書香，也讓人感到安靜的氛圍，眼前是兩位飽讀詩書，卻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他看到了一種真實的從容。迷茫的年輕人突然感覺，在這樣的文化人面前，自己狗屁不是。“突然發現了自己特可憐，在學問面前，你特別可憐，你的自信也突然間特別無助。”
那樣的談話也讓他想起了父親。曾經他跟父親也聊過演員這個職業，出身於醫藥世家、畢業於燕京大學、身爲翻譯的父親不願意讓他幹這一行，那時演員被叫作戲子。但爲了躲避上山下鄉，一個書香門第的孩子陰差陽錯走上演戲這條路。
之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職業，“我覺得我的前半段生活近乎於可笑，也有點搖頭晃腦了，有點莫名其妙。”他發現這個躁動的圈子帶給人不由自主的浮誇，優點和缺點一樣，容易被人誇大，“當你突然間被別人的讚揚聲包圍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強？你還是你自己嗎？”他重新想，“到底應該怎麼存在纔算是正常人？”
90年代初父親去世，加劇了他對演戲的懷疑。他甚至一度厭惡演戲，一到劇組就感到如在煉獄般渾身不舒服。1993年到1999年，陳道明都處在這樣一種半退隱的遊離狀態。
可已年過40，要想離開一個熟悉行業，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我想離開這個行業，可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還能做什麼？”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黃蜀芹曾說，其實陳道明和方鴻漸很不一樣。
可方鴻漸之後，他那種遊離、促狹的狀態似乎附着在陳道明身上，並延續至今。
他認爲，唯一的方法就是即使不求人表揚你，至少也爭取叫人家少批評你。
他給自己定下了未來希望成爲的樣子：一個滿腹經綸，卻不炫耀的平凡人。
一旦甘願放下名利的慾望，也就不需要去假裝和說套話了。他給自己定下準則，在拍戲的時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
只在戲裏低頭
馮小剛曾經比喻兩個好友陳道明和葛優的不同。“他和葛優是要好的朋友，但這一點卻和葛優截然不同。葛優如遇違章被警察攔下，必是先摸着腦袋嘿嘿嘿地笑，然後做出一副‘哥們兒認栽’的實誠表情。無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憐憫，臉上雖然還是威嚴，心裏卻已經在說：我們愛你還愛不過來呢。而陳道明若是被警察攔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殺要剮您看着辦吧’。結果可想而知。”
他屬於不愛認錯的那種人，即使吃眼前虧也絕不低頭。
一次在某電視劇的開機發佈會上，其他演員都說完了褒獎戲的場面話，投資方几番勸說，坐在最偏位置的陳道明開口了，“我沒什麼可說的，一切要等演完了再談，現在說的都是假話。”
他說之所以答應角色，是因爲“劇本的質量得說得過去”，而自己並不是收視率的保證。
“那是因爲從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馮小剛說。個性也就有了被名氣的光環保護的機會。
可對於喜歡的角色，他不這樣。
1994年，馮小剛爲電視劇《一地雞毛》選角，這部改編自劉震雲同名小說的作品，說的是曾經心高氣傲的主人公小林，如何從剛到機關時的執拗，到慢慢被日復一日的瑣碎磨平，最終適應了，然後遊刃有餘了。最後他還在這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找到了樂趣，應付自如。
開始時，馮小剛擔心，他認識的執拗的陳道明能演好在平淡中逐漸失去棱角的市井小人物嗎，“他低得了頭嗎？別拍出來像皇上微服私訪”。
陳道明看出了這個懷疑。一天晚上他約導演去家裏聊聊。桌上一瓶二鍋頭，沒有菜。陳道明從不喝酒，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稱兄道弟的情景。那時的他堅持認爲自己不需要朋友。
“我喜歡這個人物，一切不在話下。這次我聽你的，你對小林這個人物有什麼要求？”他主動表明。
“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馮小剛說。
“就照你說的辦。”
一瓶二鍋頭、一個角色、一部劇本，兩個人，聊到天亮。
這也是馮小剛唯一一次見到陳道明喝酒。
《一地雞毛》拍攝中，馮小剛看到陳道明的確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甚至在鏡頭外也是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完全找不到陳道明的影子了，就是一個活託的小職員。”
可戲一拍完，吃散夥飯當天，連過渡都沒有，“唰地”他就離開了小林，那種不陰不陽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臉上。
這種主動，之後還有過，即使在他更頭牌以後。也是對馮小剛，汶川地震後不久，得知馮小剛在籌備《唐山大地震》，陳道明對導演表白，“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費去演。”
30年的遊離和較勁
陳道明演藝生涯32年，一直警惕地與自己工作的圈子保持相當的距離，卻也始終站在一線最貴男演員之列。
當年一起拍《一個與八個》的小夥伴們，在這之後的30年間，潮起潮落，不斷調整自己適應時代的姿勢，以不同面目、態度出現在不同的時代中。張藝謀在這些年間，完成了從攝像到導演的轉換，從文藝片導演到商業大片導演，並通過早期在國際獲獎的文藝片和導演2008北京奧運會躋身世界導演的行列。影片中的導演和同期演員，除了陶澤如[微博]還活躍圈內，其他都早已遠離了觀衆的視線。
曾經同時期的當紅小生唐國強、陳寶國、李幼斌、王志文、濮存昕、張豐毅，也都相繼或多或少淡出影視圈。只有陳道明彷彿活在自己的世界，始終只執着地和他的角色較勁，甘心演着電視劇。
電視劇《中國式離婚》導演沈嚴也是陳道明的朋友，經常看到製片方拿着劇本去陳道明家，反覆磨他，爲了讓陳道明答應。陳道明的標準很明確，“太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接都不會接，劇本里有太多揚惡的東西我幹都不會幹”。而如果看中的角色，自降片酬補貼製作費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在影視圈其他演員中還真不多見。
他對錶演較真的程度在圈中也是出了名。陳道明說，自己的創作習慣是導演可以無限拍，從拍《圍城》那會兒就這樣。導演即使說“OK”，他也再給你來條別的表演方式的。同樣的情節、位置，他會給出“大”“中”“小”不同的尺度分寸的表演，把幾種狀態都演出來，“赤橙黃綠藍青紫，最後導演來選擇。”
因此，哪怕是《建國大業》中，給人敬個禮，他也要在50秒鐘的平臺上做得與別人不一樣。光是服裝他就要求重做了兩遍。“凡是示人的東西，你尊重了它，它才尊重你。有的人愛這個職業愛賺錢、愛出名，這都沒錯，但尊重這個職業比愛這個職業更重要”。
在《歸來》中也是如此。或許因爲與角色太接近，此次陳道明有意識地想“不讓自己演得太舒服”。
面對《中國新聞週刊》，他承認，每個演員都會有自身帶着的一些表演習慣，自己也不例外，不小心那些習慣的動作語氣就帶進了角色裏。這部戲裏，他給自己做了有一點極端的調整，“怎麼舒服，我就偏不這麼去做。因爲覺得很舒服的時候，表演習慣就跑出來了”。
他交代一旁的工作人員，也特意交代導演幫他盯着，“你是個修正主義者，你覺得哪有不對就提醒我一下，但你別管我怎麼做，我知道怎麼改。”
他要自己來完成關於表演的修改。他認爲，爲表演進行的思考和創作，是作爲演員最快樂的事。也很喜歡在表演中自得其樂。
在採訪中也是，只有當問到他，真正關於表演的問題，他會突然從漫不經心變得認真起來；當他在表演中用心揣摩的細節處理被觀看的人發現時，他纔會露出真心的高興。話變得主動甚至有點多。
對於演戲，他只願意跟自己較勁。張藝謀數次說到，《歸來》中陳道明和鞏俐的表演堪稱“教科書”，這是感謝和讚賞的意思。可他並不領情，他在隨後的採訪中不斷地表明，“剛纔他說這句的時候，我特別想說‘我反對’”。他認爲表演因人而異，就沒什麼標杆可言。
他愛打高爾夫球，也跟自己較勁。小麥色皮膚、緊實的身材拜頻繁打球所賜，兩年前還曾以74杆拿下ONE CLUB巡迴賽的高球業餘組冠軍。
但這些較真，都是向內的，他也無意往外伸展。比如他承認自己不算是勤奮的人，因爲從不爲自己的人生做規劃；那些角色，也都是劇組找到他，他覺得可以幹就去了。從沒有過他主動找來的角色。這還和麪子有關，“我去找人演，不是有失面子。”他覺得。
陳道明一直是中國最貴的男演員之一，雖然都是被人高價請來的，可拍戲的時候，他不遲到，也不早退，甚至爲了讓自己狀態不懈怠，拍戲現場連椅子都不帶，一直是拍多長時間，站多長時間。“有人說我很難搞，爲什麼呢？因爲我要求自己很多，所以我要求別人也很多。”
知識分子也可以有風骨
陳道明並不高產，30年的演藝生涯，參演的電影不超過20部，電視劇不超過35部，在最高產的年份有過一年三部電視劇、兩部電影，但也有時一歇兩年不拍戲。全憑自己高興。
縱觀他的飾演的人物，主要有兩大種類：帝王與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文化譜系中，帝王和知識分子是性格和氣質距離非常遠的兩種人，可陳道明自如地遊走其間。在陰鬱中露出陽剛之氣、儒雅中透着逼人的霸氣，中國男演員中也只有他兼而具備。
2001年陳道明出演陳家林導演的電視劇《康熙王朝》，沉寂數年後再次迎來事業高峯。歷史上的康熙身上“少年得志”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徵比較鮮明，但是陳道明塑造了自己比較鐘意的處心積慮、老謀深算的性格。他甚至很多處不自覺帶入了自己對社會、國家的態度和情感。
“帝王更代表國家，代表國家的精神，所以對喜歡歷史的男人來講，可能是有他偏愛的地方。”陳道明解釋這可能是自己對帝王戲熱愛的原因。
2004年，電視劇《中國式離婚》裏，陳道明把知識分子的清高，又猶疑不決、疲於奔命、懦弱的個性演繹得入木三分。
他願意繼續拍知識分子，更想的是拍一些知識分子的缺點。他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弱點能寫出很多戲來，不加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本身應該是安心於坐的人，但是現在紛紛出籠，走到前臺來，想成名人，想成商人，教育體系金錢化，知識分子的退化，賣文憑的，辦各種鍍金學校的，這些都是教育的問題。這些東西的始作俑者還是知識分子，包括學校的高收費等等這些問題，還有就是假教育、假學歷、假論文，很值得好好寫。”但他說始終沒有碰到哪部作品是寫得特別好的。
10年後，他想演些知識分子的不同來。
《歸來》幾乎是陳道明和鞏俐兩個人的電影。被髮配到西北勞改的陸焉識勞改釋放後，與妻團聚卻對面不識，妻子馮婉瑜得了心因性失憶症，唯獨忘記了記憶最深的陸焉識。陸焉識餘生所有時間，做盡各種嘗試，爲了喚起妻子的記憶，並甘心作爲陌生人陪伴左右。
三個多小時的採訪中，陳道明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離他(《歸來》男主角陸焉識)並不遙遠”。“這個人物離我的成長史、家境、體驗都很近，對我來說沒有糾結，也沒有挑戰，只是印象再現。”
體驗不是來自於自己。生於1955年的他，文革後也才20出頭。陸焉識讓他想起父親。從記事起，父親在各種運動面前的那一聲嘆息、那種發呆、那種回來的緊張、那種待人的惶恐……那些畫面不用仔細回憶就都出現在眼前了。
從小學過素描、做過美工的他習慣爲自己的角色畫像，以形象來加強對角色的理解。第一幅陸焉識，他畫的是一張臉，一張像父親的臉。在服裝爲陸焉識的造型準備的幾副眼鏡中，下意識地他挑了一副最像父親當年戴的眼鏡。
對陳道明而言，《歸來》說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愛情、對背叛、對苦難的態度。
諸多的性格特徵裏，他最要“堅持”，“這部電影落點很多，我拎出一個‘堅持’的神經。這個人是有情懷、有堅持、有風骨。近年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展示少些。這部戲裏，我挑出了這個神經。陸焉識有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和內心是很強大的。對殘酷的現實，他比較執着”。這也是他最滿意的對這個知識分子性格特徵的塑造。
說話時，他帶着手勢，配合當時的態度。他的手修長且薄，因爲肉少顯得有些幹，手紋深而雜，據說，這樣手的人心思多且細密。
我着急的是人性的墮落
就像《歸來》中的陸焉識，這個知識分子能做的堅守，都只侷限在自己的家裏，對着自己和愛人。僅此而已。
陳道明至今保持深居簡出的生活，他不參加應酬，不問時事。他喜歡呆家裏，也喜歡收拾家。家，一定得乾淨整潔，桌子上擺的東西歪了，必須要扶正。收拾完特別乾淨，他會覺得很舒服。這是他要的一種心境。
手機也形同虛設，十幾年不開機，永遠調在信息臺。幾天統一收一次。
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陳道明以一種固執的緩慢，生活在自己的步調裏。
近四五年，在不多的接受採訪的時候，陳道明已不侷限指正身邊所見的不滿，他開始公開批評國內品質低劣的影視劇作品，包括圈內急功近利的風氣。
“這些劇能面世，是導演腦子完全進水了。”他更不理解的是，那些爛劇的故事本身就是假的，演員還要在那裏裝模作樣、聲淚俱下地演，越認真演卻越加重了這種假。在《歸來》的採訪現場，陳道明仍然不放過這樣的指責。
這大概和他第一次擔任監製的電視劇《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的遭遇有關。那是2009年，片子拍得不錯，因爲是第一部膠片拍攝的電視劇，爲了節約成本，包括他在內的主創都自降一半酬金。到了電視臺，他們告訴他，“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當時就說：‘是不是我們的電視劇沒有殺人放火？我不賣了！’”
創作者的真誠被唯一的利益標尺深深傷害，另一方面，爛劇雷劇卻充斥熒屏。他發現，不論藝術、或任何行當，大家都在高喊着“金錢萬歲”，賺錢成了唯一的標準。
他覺得現在沒意思，他曾對媒體說，“特別想念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純樸、70年代的上進、80年代的創新和無畏。到了90年代，商業消費時代來了，到現在愈演愈烈，把文化當成了商業”。
他開始在一些採訪中表達自己的態度，“難道所有存在價值的最高標準就是錢？那社會的德行到哪裏去了？這個問題可能不是我該問的了。我着急的就是人性、價值觀的墮落。在某些地方，我們是在退步。”一貫平靜低調的隱士，語氣裏有憤怒和對未來的擔憂。
“那些亂七八糟的電影有票房，主要是靠了你們。你天天在流通領域吹捧這些東西。”他對現場的幾十上百家媒體批評的直截了當，之後又語重心長地教育，“千萬不要小看娛樂媒體的能量，你每天寫一篇無意義的文章，365天就有365篇無意義的文章，就可以扭轉一年的文化共識。”
2011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哲學課《公正，該如何是好》，陳道明反覆看過很多遍，很受啓發，“他是在講，真正好的教育是教人思維方式。”
但關於思維方式的教育也就限於此了。
他似乎無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響什麼的事。他既沒有想因此成立什麼工作室，多做些好劇來略微改變這個環境，也沒想做個公知，搞些演講，洗滌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他承認有很多老闆想出錢請他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請他做導演，可他不做。“一是我覺得累；另一點，別看我說中國電影這問題那問題，但我不覺得自己具備這樣的能力去改變它，也不想進行這樣的嘗試。”
採訪中，他還特地提到去年在微信和微博瘋傳的《陳道明看王菲離婚》的小文，文中頗多禪意和對生活的參悟。他提出來是爲了再一次澄清，“那不是我寫的。我也不知是誰把這麼好一篇文章放我名下。”
“所以我說，我這一輩子，就是(在做)一個‘人’”。他只給自己設定了爲“人”的下線，即你可以不知道對社會和朋友有多大貢獻，建設性是零都沒關係，但一定不能有破壞性。“不管任何情況下，不能對人和社會有破壞性，這是做人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