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稱應提高工薪階層稅收起徵點，董明珠在節目中提出減少工薪階層負擔的稅款，將個稅起徵點由5000元上升至10000元。董明珠稱應提高工薪階層稅收起徵點。
董明珠稱應提高工薪階層稅收起徵點1
個稅起徵點是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長期關注的話題。
2月20日消息，在央視財經《對話》欄目中，董明珠表示，今年將在“兩會”上提出“提高工薪階層的稅收起徵點”，國家的稅收應該富人多交稅，建議把富人徵稅稅率提高到50%-55%。
董明珠認爲，如果把工薪階層的稅收起徵點提高到一萬元的話，按照一年十二萬元去算，大概能增加近七八千元的收入，可以增加消費力。
據瞭解，今年“兩會”上，董明珠也將會重點關注個稅起徵點等話題。她說，“作爲人大代表，我也會把（提高個稅起徵點）在‘兩會’上提出來。讓工薪階層稅收起徵點一次性到位。”
她表示，讓工薪階層能夠節省下來一筆錢養家餬口，現在消費不振，根本原因就是個人消費的問題。把富人徵稅稅率提高。完全可以彌補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後的損失，多出來的錢可以用來改善民生。
這不是董明珠第一次建議提高個稅起徵點。2017年以來，連續6年的“兩會”上，董明珠都會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只是，其每一年建議的內容都會更加細化一些。
2017年“兩會”，董明珠根據近年來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增長情況，提出調高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起徵點至5000元，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2018年8月31日，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通過，起徵點每月5000元，2018年10月1日起實施最新起徵點和稅率。
董明珠認爲提高個稅起徵點應一次性到位，此後每年都建議直接將提高個稅起徵點至10000元。
董明珠在2020年“兩會”期間稱，疫情令很多行業遇到困境，如果提高個稅起徵點，讓老百姓口袋更飽滿，有利於刺激消費。在2021年“兩會”上，董明珠認爲，提高個稅起徵點可切實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讓羣衆有錢消費更是促進消費、驅動經濟“內循環”的動力。
董明珠稱應提高工薪階層稅收起徵點2
董明珠作爲國內企業家的代表，一直受到很多消費者的喜愛。特別是格力在她的帶領之下逐漸由傳統的製造企業向融合了科技研發的新型製造業企業轉變。在2月20日央視財經視頻報道播放的《對話》欄目中，董明珠再次提出了一個看法：富人應該多收稅，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由45%適當上調；同時減少工薪階層負擔的稅款，將個稅起徵點由5000元上升至10000元。
董明珠的建議合理嗎？
董明珠爲何提出這個建議？首先是考慮到由於新冠的影響，在餐飲、娛樂等相關領域都處於疲軟狀態，適當減少稅負能夠增加工薪階層手中的現金，如果將起徵點由5000提升到10000元，那麼對於個人來說一年能夠增加八千元的收入，這樣也就能夠增加消費力。
其次則是減輕負擔，特別是在生育率偏低的情況之下，應該儘量減少工薪階層的生活壓力。尤其是在房價物價持續上漲的現在，在工資難以有效提升的前提之下，通過減少稅負來減輕民衆負擔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
最後則是考慮到目前逐漸有貧富差距拉大的傾向，普通工薪階層都是足額按時繳納稅款，反而像薇婭這種高收入人羣卻想方設法偷稅漏稅被罰13.41億元，這也與最初調節貧富差距的目標背道而馳。
董明珠的提案能通過嗎？
雖然董明珠的提案存在合理性，但我們也同樣需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國內人均收入實際上比我們想象的要低不少，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月均收入10000元以上的'羣體佔比3%；月均收入5000-10000元的羣體佔比13%；月均收入2000-5000元的羣體佔比46%；月均收入2000以下的羣體佔比38%。
也就是說月均收入5000元以上佔比僅爲16%，從這個角度來考慮的話，那麼將起徵點定在5000元是有其合理性的。更何況月均收入10000元以上佔比僅爲3%，一旦將起徵線調整到10000元，那就意味着個稅收入將大幅減少。
其次基於目前的形勢而言，個稅已經成爲國家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財政部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2.3%，而個人所得稅收入達到11568億元，逆勢同比增長11.4%。
爲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因爲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對於很多行業採取了稅收優惠政策，因此整體稅收出現了下滑；而隨着居民收入隨經濟復甦恢復性增長以及股權轉讓等財產性收入增加，因此個人所得稅收入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因此從宏觀層面上來說，個人所得稅的意義和地位十分重要，貿然提升起徵點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董明珠作爲一名企業家，她的提案確實是考慮到普通民衆的立場，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目前對於廣大的工薪階層而言也確實存在着減少稅負的需求。大家同意董明珠的提案嗎？
董明珠稱應提高工薪階層稅收起徵點3
2月20日，據中國婦女報援引央視財經視頻報道，在央視財經《對話》欄目中，格力電器(000651)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表示，自己作爲人大代表，今年會在會上提出，提高工薪階層的稅收起徵點。國家的稅收應該富人多交稅，收入高，多交稅做社會上公共服務上的支援。她還建議，可以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由現在的45%提高到50%甚至55%。
雖然不是很喜歡董明珠有點張揚的性格，但是，又不能不承認，在如何關切民生方面，董明珠確實是企業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給員工加薪、給員工建房子、給股東分紅、認真對待慈善捐贈等，都做得很實在，也很大方，沒有像有些企業一樣，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而是把能夠給予他人的物質，都最大限度地給予，且非常大方，從不吝嗇。
此次準備在人代會提出的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和上調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的建議，雖然從操作性的角度來看，有點難度，特別是上調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會遇到比較大的阻力，也不太符合目前我國發展現狀，但是，能夠這樣想，至少說明董明珠作爲一位富人，有一種“向我開炮”的精神，並沒有因爲自己是富人，就拼命維護富人羣體的利益，成爲一名只會爲富人羣體吶喊的代言人。如果那樣，就不是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就應當罷免掉。
客觀地講，在富人羣體中，能夠像董明珠這樣爲窮人說話的，還真的不是很多。特別是那些不是通過創業，而是某種機會或機遇突然暴富的人，他們想到的全部是富人羣體的利益。只要有機會，就會爲所在羣體搖旗吶喊，力爭使富人羣體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董明珠在富人羣體當中，還是有點“異類”的，是能夠得到更多人喜愛和敬重的。
那麼，董明珠提出的這項建議，是否可行呢？如果單純從政策本身來看，應當還是有一定可操作性的。關鍵就在於，目前的稅收環境下，還不太合適。因爲，從近兩年來查處的明星、網紅等的偷逃稅款情況來看，如果上調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最終受到利益影響的，還是那些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兢兢業業工作的人，包括那些看起來收入很高，但非常辛苦、貢獻很大的年輕人。譬如華爲的員工，他們的高年薪，可都是靠能力、靠智慧、靠辛苦取得的，如果稅率過高，顯然對他們是不太公平的。其他行業和企業一些拿着高年薪的年輕人，如果稅率過高，也是會受到一定的利益傷害的。而且，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後，到底能夠增加多少稅收，也是一個問題，需要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後才能做出判斷。
實際上，從提高稅收規範性、合理性、公平性的角度來看，目前最需要做的，還是稅收秩序的規範與整治，對偷逃稅行爲的查處。想一想，一個薇婭，就高達7億多元的偷逃稅，一個鄭爽，也有幾億元的偷逃稅，全國有多少明星、多少網紅、多少大V、多少在外高價講課開論壇的，一年的收入少則百萬、幾百萬，多則上千萬、上億元，他們有多少是真正按章納稅的，又有多少存在偷逃稅行爲。因此，必須把這些偷逃稅行爲全部遏制住，纔去考慮其他方面的問題。
如果漏洞不補，偷逃稅十分嚴重，卻去不斷開設新的增稅通道，提高個人所得稅稅率等，最後的結果，會適得其反，會讓很多人對稅收政策寒心，會讓稅收政策的剛性受到嚴重影響。杜絕稅收違法，是確保稅收政策剛性最關鍵的內容。如果稅收秩序規範了，每個納稅人都能自覺納稅了，那麼，就可以把重心轉向稅率調整、起徵點調整、政策優化等方面。
也正因爲如此，董明珠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和上調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的建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時間和稅收環境的侷限性，可作爲一項有效建議予以儲存，待時機成熟時予以採納。但是，規範稅收秩序和查處偷逃稅則一刻不能鬆，要作爲稅務部門未來相當一段時間的最主要工作。特別是明星、網紅等超高收入羣體，應當作爲重點治理的對象。否則，稅收的公平性就會存在嚴重問題，國家財富就會不斷注入到個人的腰包。而且，很多還會被他們轉移到國外，造成國民財富的巨大流失。因此，查處違法纔是當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並認真做好的一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