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姬宜臼(x―公元前719年)，姬姓，名宜臼(一作宜咎)，周幽王姬宮之子，母王后申後(申國國君申侯之女)，東周第一任君主，公元前769年―公元前19年在位。
周平王即位後，周王室已勢力衰微，周王名爲天子，實際上要看大諸侯的臉色行事，尤其爲了躲避強大的戎狄，將首都進行了東遷。
那麼，平王即位之後，爲什麼要東遷呢?
一、平王東遷是諸侯國分裂的標誌
史書所載平王東遷大都略而不詳，只說“平王立，東遷於洛邑”。至於爲什麼要遷都，也是語焉不詳。《史記》說是“闢戎寇”。這當然是事實，但堂堂一個大國，爲什麼對付不了犬戎呢?
我們不得不來看看犬戎。戎是周人對分佈在周人西方民族的稱呼，稱北方的民族則稱狄。有時又混稱西北方民族爲戎或狄。這些民族在殷商之時，就成爲勁敵，史載武丁徵北方的鬼方，歷三百多次征戰，三年才得以平定;到了周，其北方還有鬼方和嚴狁，一說嚴狁就是犬戎，經常騷擾邊境。
但周建立之前，周文王就是靠征伐西戎起家的，因而，穆王之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但到了周穆王後期，犬戎就不再來朝，於是有了西征犬戎之戰，這一次戰爭以“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結束，犬戎被遷到太原(現在的甘肅平涼一帶);周宣王時又多次出擊嚴狁，並多次大敗他們。
但宣王后期，兵伐太原，竟然“不克”，此後多次以王師敗績結束。但王師失敗，並不表明犬戎不可戰勝，史載晉侯就曾大敗犬戎於汾水。這說明，只要周王朝團結起來，犬戎不過構成一種威脅，尚不至於那麼可怕。錢穆先生也指出：“《史記》不知其間曲折，謂‘平王避犬戎東遷’，犬戎助平王殺父，乃友非敵，不必避也。”
事實上，幽王被殺是申侯與犬戎合謀之作，周平王是申侯的外甥，所以申侯實爲外甥弒君奪位。許國與申國同姓，也參與立平王，也應是同謀。對申侯和周平王而言，犬戎是友非敵，平王東遷根本不是什麼“避犬戎”，而是申侯、犬戎、周平王之間分髒的結果。
所以說，如果一定要說等到王室爲避犬戎而“被迫”遷都之時，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及其所轄諸侯國開始分裂，不能共同抗擊外敵侵略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的帶兵護送下東遷洛邑(現在的洛陽)。稍後，攜王在虢公的支持下也稱王，形成對立分裂之勢。
二、平王東遷並非不得己，極有可能還有這幾個諸侯國的要求
公元前771年說到底是一場內亂，戰爭隨着幽王之死和犬戎的西歸而告結束，雖然給首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壞與損失，但犬戎的目的並不是要滅你周國，而是爲了掠財。
再說畢竟那是王室經營了數百年之久的基地，比起雒邑那塊新的處女地，誰更適合做都城，一眼便了。
三、平王東遷與當時的東遷潮有關
幽王繼位之初，即發生了川竭山崩的.天災，在當時的天命觀念下，這便是“天不弔周”。因而，包括周的貴族在內，人們想想方設法逃避這場大災難。這個時候，以鄭國的東遷最爲典型。
本來，鄭國是在現在的陝西華縣一帶，這裏是屬於周王畿之內。鄭國的開國之君是周桓王之弟，時任周司徒的鄭桓公。這是一個深得民心的重臣，連他都因爲“王室多故”，而心生逃避之念。
鄭國東遷後，在現在的河南新鄭建都，當時的新鄭可謂是一塊新的土地，有待開發。《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大夫子產回憶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可見其開發之艱難。
周貴族與平民的東遷，一方面加劇了周王室的崩潰，另一方面也催動了中原的開發。平王東遷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進行的。說到底，平王東遷還是申侯等貴族爲了能夠進一步控制天子而採取的積極措施。
他們並沒有去思考復國，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平王東遷對諸如鄭武公在內的幾個熱心諸侯無疑帶來了不少好處。鄭國早就遷到了中原，讓天子隨之東遷，有利於控制天子;秦穆公本就是幽王之世內亂的最大受益者，東遷後，王室丟下的土地，後來都成了秦國的屬地，故穆公何樂不爲?晉衛等國同樣出於這種心態，而積極派兵保護。
自王室東遷之後，即公元前770年至前707年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周王室就主要依靠晉、鄭兩國的支持和保護。《左傳》所說“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其實質應該反過來說，是“王室是依”。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爲什麼平王東遷之後，王室會衰落得那麼快呢?其中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另一部分諸侯對幽王之死和平王的即位與東遷心有懷疑，甚至不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幽王罪不當死，平王繼位不正，周平王的合法性甚至都受到諸侯的質疑。
自此以後，莫怪諸侯對王室不恭，實應是這場內亂所導致的惡果所致。
這就是東遷的內幕。東遷的最大後果，就是直接導致了周王室國力的進一步衰微，從此以後，王室再也無力西顧，以至於後來王室大臣出差來到周之故都，見到禾黍離離，不禁悲從中來，不可自禁。
王室從此一蹶不振，就連此後的周天子從此都要受制於人，周天子名爲天下共主，實際上淪落到還不如一個諸侯國君的地步。
一句話，平王東遷，實是無可奈何的周平王的一着臭棋，每每讀到這裏，筆者心裏總感慨萬分：這一遷，真是歷史不能承受之變!
